台灣noma的動物實驗

題目：台灣に於ける水癌の動物實驗(台灣noma的動物實驗)
著者：上村親一郎(台灣醫學專門學校教授)
出處：東京醫事新誌2580號，1497-1501頁(1928)
內容：水癌乃口腔顏面之ㄧ種進行性的壞疽(圖示)，少見於日本而較常見於歐洲的露西亞(註：Russia)，巴爾幹及西班牙，東洋的朝鮮及India-China(註：中南半島)。台灣也有，多為台灣人的小孩罹患；民間古來稱為「黑虎」或「牙疽」。本人在過去3年間見過7例。此病病人多尋求地方醫師或醫院的外科、小兒科，故真正的數目應不止此。水癌的臨床報告及統計資料已不勝枚舉，但實驗性的研究，特別是在眾說紛云的致病原因的情況下，應藉助動物實驗的方法來探討。著者等將水癌病變部位新取得之組織細片移植到20天大餵食缺維生素A C之食物的大鼠背部皮下，在4日後出現黑色污穢之壞疽及皮下惡臭分泌物潴積。分泌物中可見大量的螺旋体(spirochete)，紡錘狀桿菌及其他微生体。再將此病變之組織移植到第2批食物維生素缺乏大鼠，也出現同樣的病徵。第3回的移植動物，則分成2組，包括普通食物餵養之大鼠。然而2組之動物並無差別，出現相同的情形，雖然皮下分泌物可見細菌，然而取下的內臟及背部病變之組織切片也看不到前述spirochete，但將肝臟磨碎後注入3隻健康大鼠背部，2隻在1-2天內死亡，僅一隻在10天後出現背部壞疽且皮下分泌物找到spirochete。如此到第4回的移植時，因普通實物飼養的大鼠也會得病，不再使用缺維生素A C的動物，繼續連續一代椄一代做到第10次，spirochete約在60-70%被接種的大鼠身上找到。
著者認為水癌乃是多種共棲的微生物感染所引起。過去曾在動物實驗將動物先造成出血，血管結紮或細菌投與等再接受spirochete的接種，但均不成功。偶然機緣在第一世代使用維生素A C缺乏的動物來接種成功，且病菌毒性增強，使得後續的世代接種，縱使是正常餵食的健康動物也能成功。
譯註：上村親一郎教授，原為「台灣」(1927改為「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總督府管轄)的耳鼻咽喉科主任。1936年台北醫專變成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及附屬醫專，上村教授於
2年後的1938年成為台北帝大醫學部及台北帝大附屬醫院的耳鼻咽喉科學教室的主任。
本文雖發表於1928年7月，很可能投稿時
「台灣醫專」還未改名為「台北醫專」。1940-42年上村主任並兼任台北帝大附屬醫院院長
(第2任)。他應是自1923年開始擔任台灣(北)醫專的主任教授，因為1933年台北醫專及赤十字醫院的耳鼻喉科教室為他辦了一個任職10週年的紀念會。所以從1923年到1945年日本戰敗為止的22年間，他是台灣耳鼻喉科界的龍頭老大，也是台大耳鼻喉科的祖師爺。
1988年11月27日台大耳鼻喉科50週年紀念會中，耳鼻喉科前輩胡水旺醫師曾提到：「1937年3月台北帝大醫專部第一屆(註：也是台北醫專第16屆)畢業後，即進入
紅十字醫院跟隨上村先生---每日病患人數200多人，暑假時更多達四、五百人---上村
先生是一位典型的學者，也是一位十分公平的教授---能從紅十字醫院調到台大醫院(註：原台北醫院)可說是前所未有的事。那時台大醫院之山下先生與上村先生互調，兩邊人事大幅調動十分忙亂，加上其人樸實，所以調任時並未舉行任何儀式。」但是依據林吉崇教授的「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上)」196頁「醫學專門部獨立運動中」所述：「昭和十一年，台北醫學專門學校改制為台北帝國大學醫學專門部後，醫學部輕視醫學專門部，一校兩制的弊病立刻浮上檯面。校園中醫專的日人教員雖為少數，但過去主導南溟會的日人校友四百餘位，勢力不容忽視。醫學專門部學生中反彈強烈者，甚至一直穿著台北醫學專門學校校服，南溟會亦不認同醫學專門部第一屆，而改稱台北醫專十六屆。---昭和十二年九月一日，醫學部長三田定則接任台北帝國大學總長後，醫學部與醫學專門部關係更形惡化。昭和十三年四月，醫學部另創東寧會，以有別於南溟會。昭和十三年十二月，南溟會修定會則，推選菅野上夫等十名，為醫學專門部獨立運動實行委員會。昭和十四年，醫學專門部全體學生提出血書歎願書，全島南溟會校友群起聲援，表態支持。---太平洋戰爭後，南溟會成員大部份赴前線擔任軍醫，醫專獨立運動自然瓦解消失，若非戰局對日本不利，本校或分裂為兩校亦未可知。」153頁圖十三：「1936年十二月十九日，醫專大講堂的音樂會盛況，演出團員七成為醫專學生，卻改稱為台北帝國大學學友會第六回定期演奏會，講堂中央醫專音樂部旗亦改為大學部，音樂部長由校本部高坂知武教授擔任，醫專耳鼻喉科上村親一郎教授降為副部長，引起醫專學生不滿，自此不與醫學部合辦音樂會。」似乎當時台北醫專轉變成帝大醫學部與附屬醫專的過程並非十分順暢。前述校本部高坂知武教授在日本戰敗後仍繼續留在台大農學院，直到退休後才返回東京，數年前逝世於東京一所安養院。高坂知武先生有位姪兒高坂知節，曾任仙台東北大學醫學部耳鼻喉科主任，數年前退休。高坂知武教授擅長提琴的演奏，是筆者學生時代台大交響樂團的老台柱，本院細菌科陳振陽教授與他也有師生之誼。高坂知節教授也擅長提琴，科內有一小型樂團，曾在他們主辦的國際學會晚宴演奏。
杜詩綿教授也提到：上村教授研究至上，須把研究排在第一---再三吩咐，手術前後不管大刀或小刀，一定要找時間參閱教科書---在迎新會上，洪醫師(註：洪文治教授)與本人均接到吩咐，即日起須用左手拿筷子吃飯---科內所有大小手術，幾乎九成由教授包辦動刀。---台大耳鼻科的研究過程，很不幸常產生犧牲者，先有上村教授逝去於肺結核。白喉更多，從事研究者中，不得不打白喉血清的有洪與陳醫師。眷屬得白喉者不知凡幾。
〝Noma〞為何翻譯為〝水癌〞，並不清楚。Noma的同意字為〝cancrum oris〞〝gangrenous stomatitis〞，高氏醫學辭典翻成〝走馬疳〞〝口頰壞疽〞。Ballenger，Bailey及Cummings的textbook上找不到這種病，但上medline去找還有不少材料出自非洲特別是奈及利亞，加彭等Sub-Saharan Africa的文獻。有一篇公元2000年的報告說某些地區發生率在2-16歲小兒為1-7/1000人。致病菌的研究在近年來仍有人在做，研究者並不認為spirochete與noma有關，倒是口內菌Fusobacterium等是重要的致病菌。Fusobacterium在顯微鏡下看來細細長長的，以當時的檢查方法而言，被認為是spirochete的可能性很高。此病常發生在小兒，且常常在營養不良，感染kala azar，dysentery或scarlet fever後續發此病。未治療的死亡率高達70-90%。貧窮是重要的因素，故有〝Noma，the face of poverty〞之說。還有，HIV感染者也可能續發noma。
摘譯者：林凱南
題目：台灣に於ける上咽頭惡性腫瘍の頻度に就て(台灣鼻咽惡性腫瘤之
發生頻率)
著者：山下憲治(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耳鼻咽喉科教室)
出處：熱帶醫學第1卷第1號別冊(1942)
內容：台灣地處亞熱帶，醫療水準遜於日本及歐美國家，以至於惡性腫瘤為死因的登記率偏低。但以著者數年來之觀察，台灣之耳鼻喉惡性腫瘍比率其實並不低。尤其上咽頭惡性腫瘍在台灣是相當常見的惡性腫瘤，就如同熱帶病之ㄧ的肝癌或因嚼食檳榔子或菸草引起的口唇、口腔癌一樣，有其地域性。本教室在最近之7年9個月中，經歷57例上咽頭惡性腫瘍，經病理切片診斷確的包括癌腫41例，肉腫3例，內皮細胞腫1例，以及惡性淋巴腫2例，其餘10例在臨床上診斷為惡性，但未經切片證實。所以每年平均上咽頭惡性腫瘤7例，之中為癌者5.3例。又近2年來合計28例，特別是上咽頭癌症病例，每年高達13.5例，顯示病例在增加。這些數據，很明顯的高過日本及歐美。根據文獻查到的資料，上咽頭癌東京帝大每年1.4例，京都帝大0.3例，東北帝大0.6例。德國Kronlein教室，Chiari教室，Erlangen地區，Frankfurt地區等，0.07-3.0例。瑞士Zürich，Basel，及Berne等地的報告0.8-1.6例，法國Bordeaux地區每年0.3例。美國Mayo clinic每年5.7例，Detroit 4.6例，New York的Kleinfeld報告每年3.6例。著者所領導的團隊發現上咽頭癌占耳鼻喉領域癌症的30 %左右，也遠高於日本其他地區的5 %以下。同一時期香港大學Digby的報告，外科領域的惡性腫瘍中，上咽頭癌8年114例(每年14.2例)，遠高於第2名的乳癌(74例)。與香港鄰近的廣東病例甚多，香港人多稱為Kanton-tumor或Canton-tumour，而實際上這個名稱乃是在廣東的德籍醫師Schneider最先提起。
譯註：上咽頭癌就是鼻咽癌。台灣早期NPC有關的論文，本文為其一。其他尚有山下憲治 永田義男(1940)：上咽頭惡性腫瘍，耳鼻臨床35：863-865。林天賜 劉守壔(1941)：台北山下臨床に於ける耳鼻咽喉科領域の惡性腫瘍殊に上咽頭惡性腫瘍の臨床的統計的觀察，大日耳鼻47：583-595。山下憲治 林天賜(1941)：內科醫、外科醫も注意すべキ上咽頭惡性腫瘍に就て，治療及處方256：621-629。京都帝大出身的山下憲治教授於1934年6月從日本大阪女子高級醫專教授轉任台北醫院(現台大醫院舊院區)耳鼻咽喉科醫長(主任)。1936年總督府台北醫專改隸台北帝大，分成台北帝大醫學部及附屬醫專。1938年任職台北醫專多年教授及赤十字醫院ENT主任的上村親一郎改任帝大醫學部教授兼原台北醫院當時已改為台北帝大附屬醫院的耳鼻咽喉科主任，山下則離開台北(即台大)醫院改任醫專部教授兼赤十字醫院主任，兩人在醫院方面作了一個對調。1940年刊出的「台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院概況」，耳鼻咽喉科的教師名單中，科長為高等官二等，五級俸，正五位，勳四等的教授上村親一郎，高等官四等，二級俸，正六位的山下憲治為助教授，九州大學醫學士大西克保為講師，助手名單有3位，包括蘇家駒及胡水旺兩位先生；副手有5位，包括張明輝、洪耀南及張溫流3位先生，其餘為日人。1941年赤十字醫院由目前台大醫院新院區一帶遷至目前中興醫院的地點，台大醫學部附屬醫專部的學生也轉移到該院實習。從1936到1944這段時間裏，上村教授與山下教授除了在上述台北帝大醫學部附屬醫院的ENT成員名單有交集外，在醫療業務及人馬，甚至研究論文向日本投稿的刊物種類，都是各自為政或各有偏好的。雖然如此，台北帝大也好，台北醫專也好，均是台大醫學院及醫院的前身，與我們都有淵源。上村出身九州帝大(師承久保猪之吉教授)，他也是台大杜詩綿及洪文治教授的老師。終戰後台大第一任主任林天賜教授則與他在醫專及赤十字醫院的主任山下教授一樣出身京都帝大。九大的久保教授則受業於東京帝大的岡田和一郎教授。所以台大耳鼻喉科與日本兩大學派東大與京大都有點關係。
本文所刊載的雜誌「熱帶醫學」，發行的地點未有記載，文中多次提到「東亞共榮圈」「南方共榮圈」，也述及香港、比律賓(菲律賓)、蘭印(印尼)、佛印(越南)及馬來等，又說「大東亞戰爭在前一年秋天爆發」，顯示當時日本的政治軍事局勢。
文後的參考文獻高達46篇，除了德文及日文者外，也可看到法文及英文的文獻，英文雜誌Ann Otol Rhinol Laryngol及Arch Otolaryngol已經在列，似乎當時圖書館的收藏已有相當不錯的水準。
關於台灣的NPC，杜詩綿教授於「台大耳鼻喉科五十週年紀念」冊中有一篇文章提到：「當初病房在目前的外科二西病房，而在靠近公園路的大房間常有十位左右的鼻咽癌病患，睡在黑暗並稍有臭味的牀上。因深部治療設備待修的期間長又多，病人只靠鐳錠治療，自然預後不理想。這一羣可憐的病人清一色是國人，後來在圖書館查閱文獻，才知道於1941年香港Digby曾報告一年平均14.3例的統計而提醒大家的注意。次年台大醫學專門部的山下教授亦發表國人易患鼻咽癌的觀察結果，但一年平均只5.3例。我們自己的病例最少也有50例，所以國人易發鼻咽癌的事實，曾請教上村教授並建議追加為新研究題目，但不被採納。」
山下憲治教授在台灣出生的公子敏夫先生，目前為關西大學教授兼耳鼻咽喉科主任。該科與大分醫大，鹿兒島大學及韓國延世大學同為台大耳鼻喉科的姊妹科。從大約20年以前，我們每2年就會輪流舉辦一次小型的學術性與聯誼性的聚會，稱為「三國五科或Five Department Joint Meeting」，此項聯合在台大方面最早是由徐茂銘教授創立。
摘錄者：林凱南